我们只有一个杨振宁

杨振宁在物理学上的贡献(1)


　　本文稍为解释他的一些贡献。首先，我们应该指出杨氏擅长于掌握物理学上的重点，以他独特的风格，开创新门路，因而做出划时代的创举。他的杨-米尔斯场论、杨-巴克斯特方程不但是为物理学开拓新路，而且在数学的领域推动了巨大的发展。

　　杨振宁在物理学上的巨大贡献，一般人都知晓，不过询之于详情，了解的可不多。好些人或许都可说出他和李政道推翻宇称守恒定律，因而于195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其实杨先生在物理学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至深且巨。无论在高能物理、场论还是统计物理，他都有不朽的贡献。本文稍为解释他的一些贡献。首先，我们应该指出杨氏擅长于掌握物理学上的重点，以他独特的风格，开创新门路，因而做出划时代的创举。他的杨-米尔斯（Yang-Mills）场论、杨-巴克斯特（Yang-Baxter）方程不但是为物理学开拓新路，而且在数学的领域推动了巨大的发展。

　　杨-米尔斯场和杨-巴克斯特方程是奠定他跨世纪贡献的理论。现在我们稍为阐释如下：现代的物理学始奠定于17世纪中期。那时整体的物理主要基于力学，由牛顿奠定的三大力学定律和重力理论支配。牛顿的动力方程迄今仍旧操纵物理的宏观系统。到了19世纪，科学家已掌握了关于电磁和光的现象的基本理论。整门电磁学和光学都浓缩于麦克斯韦（Maxwell）方程。于是在19世纪，牛顿动力学方程和麦克斯韦方程成为物理学的核心。任何当时的物理现象都能由这两种方程理解、推广和预测。

　　不过到了19世纪末期，物理学家意识到牛顿方程的坐标变换和麦克斯韦方程的坐标变换不同，而且不一致。这问题在1905年由爱因斯坦用狭义相对论解决。正确的坐标变换应是洛伦兹（Lorentz）坐标变换，这也导致牛顿方程在高速度情况下失去应用价值。爱因斯坦循而推广坐标变化的思维，独立地创出广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把时空和重力场联系在一起。爱因斯坦的方程式告诉我们重力场如何决定时空的几何结构。

　　到了20世纪的早期，大量的光谱资料启动出原子结构的模型。在了解原子的构造以后，牛顿的方程已无用武之地，新的方程必须开创出来。薛定谔（Schro¨dinger）方程和狄拉克（P. Dirac）方程先后在20世纪20年代给出，成为量子力学的基架。杨-米尔斯方程是在1954年提出的，它是规范场的动力方程。

　　什么是杨-米尔斯规范场？这必须从电磁场说起。大家都知道，磁铁能隔空吸引铁屑。这是因为在磁铁和铁屑之间存有电磁场。光也是电磁场，不过它是波动式的，而上面所说的则是静态式的。杨-米尔斯场便是电磁场的推广。它是非线性的，这点跟爱因斯坦的重力场一样。

　　上面已提及，20世纪初，由于对光谱的探测和研讨，物理学家对电磁场有了更深的理解。不但在宏观方面，在微观方面对电磁场的本质和作用也有了很系统的看法，于是原子的构造已有明晰的理论。尤其是后者，核子物理的进展和基本粒子在实验上的发现，使物理学家知道除了重力和电磁力外，尚有弱力和强力的存在。强力控制核子的结构，犹如电磁力决定原子的结构一般。核子的衰变，部分是由于弱力的作用。于是基本粒子的相互作用和形成是取决于强力、电磁力和弱力。相对而言重力非常微弱，对于基本粒子的作用，可以忽略掉。

　　上面已提及重力和电磁力是场，各自有其方程式。因此可推测强力和弱力也是场，在这方面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Yukawa）首先提出介子场论，于1948年获得诺贝尔奖。不过什么是强力场和弱力场，当时都缺乏本质上的认识和了解。

　　杨振宁和米尔斯（Mills）在1954年划时代的贡献便是引申了规范场而用之于基本粒子的相互作用，萌芽出强力和弱力是规范场的想法。规范场的概念可追溯到麦克斯韦方程。可是以对称为出发点的看法是由德国数学和理论物理学家外尔（H. Weyl）提出来。爱因斯坦在1915年的广义相对论把重力和时空的几何联系在一起后，他和许多物理学家都想把电磁场几何化，因而进一步把重力场和电磁场统一为一个场。外尔便是朝此方向研究。他引进了相位变换的概念，产生规范场的存在。换句话说，他把电磁力看成规范场。从对称观点出发，立足于规范不变，规范场便很自然地出现。简单地说，如果在任何时空点，我们容许相位变换是遵循对称性的变换，那这些无数不同时空点的相位变换必须联系在一起，这工作必须由场来执行，这便是所谓的规范场。杨先生在1950年前后对规范不变原理有深刻的理解，很明确地了解规范场在物理这门学科的基本重要性。外尔的规范场是电磁场，是基于可对易的U(1)对称群的。在当时对质子和中子的强力作用，海森伯（Heisenberg）已提出不可对易的SU(2)群为适合的对称群。杨先生了解到其重要性，花了约四年的时间推广出SU(2)规范场。他和米尔斯终于在1954年给出了杨-米尔斯场的方程。杨-米尔斯场方程是非线性的，是线性的麦克斯韦方程的推广。前面已提及，麦克斯韦方程包含了所有的电磁学。从麦克斯韦方程（1860）到杨-米尔斯方程（1954），前后约100年。在20世纪初期，著名的物理学家如克莱恩（Klein）和泡利（Pauli）都有从事推广可对易的U(1)规范场到不可对易的SU(2)规范场的研究，都没有成功。杨氏在这方面有深切的悟解，把局域规范不变性原理发挥得淋漓尽致，作了不朽的贡献。

杨振宁在物理学上的贡献(2)


　　非线性的规范场在当时并没有实验观察到，所以无法解决那时的强力问题。1967年过后，杨-米尔斯场便很成功地应用在弱力场方面，进而把弱力和电磁力统一成弱电力形成了所谓的格拉肖-温伯格-萨拉姆（Glashow-Weinberg-Salam）模型。随后强力也归入了杨-米尔斯场。1980年以后，强力、电磁力和弱力都基于杨-米尔斯场的结构。所以可以说这三大基本力是统一在规范场，属于不同的对称群。1979、1999和2005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都和杨-米尔斯场有直接的关系。

　　杨-米尔斯场论不仅仅在物理学方向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在数学上也被广泛采取和应用，尤其在微分几何学方面，启发了新思路和新方法，如Donaldson定理等。

　　除了规范场，杨先生尚有其他不朽的贡献，如杨-巴克斯特方程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多赘述。从附表可以看出，杨-米尔斯场论在物理学上的地位和麦克斯韦方程、爱因斯坦重力方程等并驾齐驱。

　　杨教授治学的方法

　　1. 扎实的数学知识帮助他的物理研究

　　杨先生对数学的掌握和欣赏能力超越了绝大多数物理学家。他往往能透过数学的形式，了解到新的物理内容。这与他的父亲是数学家有一定关系；另外，早年在西南联大读书，吴大猷先生就给了他一篇文章，叫做《分子物理学与群论》。群论是一个很重要也很美妙的数学观念，非常合乎杨振宁的口味，而这个数学观念又可以运用到物理上。杨振宁读了有关群论的书，给了他很大振动，这个与他后来整个的物理研究有密切的关系。杨先生把他的数学技巧运用到物理研究上，两者配合得天衣无缝。

　　2. 兴趣广泛和一门深入

　　杨教授强调要多看不同领域内容的书刊和资料。如综合性的科学杂志或其他学科通俗性刊物。他表示也许我们无法完全看懂每一个学科的资料而使得认识限于表面，但没关系，不同领域知识的累积将扩大一个人的视野，有助于提出新看法和见解。杨先生本人的兴趣非常广泛，他对中国古典文学、历史、考古等有相当的了解，而且他也爱好美术、音乐、摄影。在物理方面，他的兴趣也很广泛，对纯理论的东西有兴趣，对实验的东西同样也有兴趣。多方面的兴趣使得他随时都在吸收新东西。难能可贵的是，同时，他又能坐下来做很深入的工作。一般来说，兴趣太广了，往往难以收下心来对一件工作钻研很深。杨先生令人佩服的就是：他对多方面的事物深感兴趣，而同时又能静下来集中一点深入研究。

　　3. 好学，不耻下问，不懂就是不懂，从不称自己最行

　　作为一位科学大师，他有任何不懂的地方，总是公开承认自己不懂或认识局限，以至“不懂”或“认识局限”都已成为他在研讨会中或公开场合中的常用语。开始时，我们认为这是客气或礼貌上不冒犯他人之举，久而久之，我们发现这是他谦虚坦白的自然表露。最具体的一个例子是1972年，当物理学界对微分几何发生相当兴趣时，杨教授正对单磁极（Monopole）与规范场相结合问题发生很大的兴趣。他主动要求当时大学内的一位微分几何教授在晚间开课，以简单初步方式讲授微分几何学，他自己也做了一个学生，非常认真谦虚地学习微分几何。

　　4. 一丝不苟、老老实实做研究，不耍花样，不取巧；但又有丰富的想像力

　　杨教授做学问总是脚踏实地，老老实实地认真解析问题，一丝不苟地计算，了解每一个细节的问题，从来不出虚招，也不做不必要的宣传。由于科学发展千变万化，经常有新的实验、新的现象，无论是大的实验还是小的实验，他总是很细心、一点不马虎。一丝不苟、按部就班地做研究是杨教授治学的特点。但通常一个非常踏实的人往往缺乏想像力；同样地，一个想像力丰富的人又不容易很实在，往往想入非非，想些不切实际的事情。可是杨先生一方面脚踏实地、很实在，另一方面又有丰富的想像力，这是他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杨振宁在物理学上的贡献(3)


　　小结：

　　物理学中的基本方程

　　牛顿动力方程和重力方程（1687）

　　麦克斯韦方程（1860）

　　爱因斯坦方程（1915）

　　薛定谔量子方程（1926）

　　狄拉克相对性量子方程（1929）

　　杨-米尔斯规范场方程（1954）

　　物理学中的基本原理

　　相对论原理（狭义相对论）

　　协变原理（广义相对论）

　　等效原理（广义相对论）

　　线性叠加原理（量子力学）

　　不确定性原理（量子力学）

　　局域规范不变性原理（量子规范场论）

杨振宁觉得夫人翁帆聪明可爱，而且是一个没有心计的女孩，行事也不激烈。翁帆则认为杨振宁“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绝不令我沉闷。而且他很有品德，这是他最好的地方”。

　　昨天早上，在酒店咖啡厅和杨振宁、翁帆夫妇做访问。

　　今年84岁的杨振宁教授，浅蓝色衬衫外是深蓝色外套。显得精神奕奕，两眼尤其炯炯有神。样子要比报章上的照片灵活利索得多。30岁的翁帆也是一身深蓝色连衣裙，青春的脸蛋散发着娟秀之气，很讨人喜欢，难怪杨振宁要说翁帆是上帝送给他的最后一份礼物。

　　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已被传媒追逐50年，接受记者采访是小儿科。翁帆初则略有防卫神态，不过，聪敏机灵的她，很快进入受访状态。

　　记者：很高兴看见你们两位神采飞扬，最近感觉怎样？

　　翁帆：我们两人在一起很愉快。我想，要神采奕奕，首先要心情好，感觉快乐。我认为保持心态和心情愉快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们两人有很多话要说，谈的并不是深奥的东西，不一定讲哲学、讲生命，总是什么都谈。振宁的朋友都说他这两年年轻了，每次看见他，都说比上回年轻了。

　　记者：那这是你的功劳了。

　　翁帆：我们是互相的。他也让我觉得很快乐。

　　记者：你把青春浇灌在他身上，而他把智慧灌注在你身上，是这样交流吗？

　　翁帆：并非全是这样。

　　杨振宁：我觉得你智慧这个词用得不恰当，翁帆只是从我这里得到些经验。如前两天，我去“台湾中央研究院”开会，看到很多院士。我介绍给她，告诉她这个人做什么，有什么成就，现在在哪里工作，我尝试把这几十年的经验，慢慢传给她。

　　翁帆：我们看见什么就谈什么，去参观博物院一定玩游戏。

　　杨振宁：游戏是这样的：我们进去美术馆或者博物院参观前，会约定在里面不讨论，到出来时我会问她，如果这家美术馆要送你一幅画，你选哪幅？以此来看看我们两个人是否选的是同一幅画。这样我们就有很多话题讨论了。

　　记者：你们的合拍率怎样？去十家美术馆，有没有八家都选同一幅画？

　　翁帆：我们的审美观大致相差不远，虽然不一定同选一幅画，但是小范围还是一致的。

　　杨振宁：太现代主义的画，我们都不喜欢。

　　翁帆：很多现代画作，抽象过了头，只是一团色彩，我们都不能接受。

　　记者：你觉得翁帆怎样？

　　杨振宁：她聪明可爱，而且是一个没有心计的女孩。我认识她的时候，用guileless（单纯）来形容她，两年后，我觉得她仍然是这个样子，这就是她的特点。她也不是aggressive（行为激烈）的人，对世界并不是主动要去改变的人。

　　记者：你觉得杨教授怎样？

　　翁帆：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绝不令我沉闷。而且他很有品德，这是他最好的地方。开始认识他的时候，还会常想着他是大人物，是学者，很尊重他。慢慢接触后，这些已不重要。他很好，常会出些数学题目给我做。说我能回答的话，就算达到什么水平。

　　记者：你什么水平？

　　翁帆：我的水平有时高，有时低。

　　记者：你有出题给他做吗？

　　翁帆：我有没有出过题给你做？

　　杨振宁：可能有吧，不过记不得了。

　　翁帆：我可能有给他出题吧，但不是数学题。

　　杨振宁：我们还一起改徐志摩的诗。我们是怎么改的？我记得我们的第一句是“你我相逢在晚霞灿烂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我们把徐志摩的“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改了。

　　翁帆：后面我们还改了很多，现在忘了。

　　——与杨振宁教授一席谈

　　潘国驹　韩川元

　　为什么儒家把伦常看成是基本思想？我想这与社会的结构有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变成比较绝对化，这个社会就会比较稳定，不容易动乱，而儒家的基本思想是要一个稳定的社会。它的结果，其一就是你所说的孝道，它把人与人的关系，把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在定义上变成绝对化，这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传统是不一样的。

　　杨振宁教授本月（1987年１月——编者注）初应新加坡国立大学物理系邀请，以该系校外考试委员身份抵达新加坡逗留三日，并于1月8日在国大做专题演讲。

　　杨教授之后接受访问，于访谈中畅言文学艺术与儒家思想，包括他对所谓“中文污染”的不同看法、中文与外文的结构和特质、中国诗与西洋诗的比较、东西方传统的走向，以及刚过世的母亲对他人格塑造的影响。

　　这位极力推崇大文豪鲁迅的作品、特别欣赏名诗人余光中的“简练优美的诗”的物理学家，在访谈中自然流露为人为学的谦和、热忱风范。

　　谈余光中的“中文受污染”

　　问：记得杨教授曾谈起余光中（名诗人，现任台湾高雄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在《明报月刊》1987年10月号262期中谈有关中文受污染的问题。这是很值得探讨的问题，请杨教授谈谈您的看法。

　　杨：我看了余光中的文章。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他所要强调的是中国文字的结构与语法被现代很多作家，由于引进了西方的语法而给打乱了，他称此为污染。我对余光中这种说法不太同意。我觉得文字是活的东西，是一个有机体，是随时要改变的。今天中国的白话文，不论是讲出来或写出来的，里头都引进了许多西方的语法，这是有它历史的背景，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而且从整体来说也是好的。我觉得大家不妨加以讨论，怎样使新的词与结构，用合适及美妙的方法，引进中文里去，而不是说这些就是污染。余光中觉得有一些话，用现在的方法讲，显得太口罗嗦，而用以前的方法讲则比较优美些。他讲的话不是没有道理的。我认为美不是绝对的，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应该百花齐放，一方面承认从前的文字语法结构写得好而简洁，是有它美的地方，如果有人要向这个方向发展，我觉得大家应该欣赏和支持。可是，假如有人要向比较复杂的表达方向发展，我们也不应该反对，这不应该被认为是受污染。

　　对中国诗特别爱好

　　问：您对中国的诗歌有特别的爱好，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对它发生很大的兴趣？

　　杨：中国的诗，由于它的语言文字在音律上的结构有许多西方的诗所不能达到的地方。因为英文诗太直接，这与上面所谈的中文西化的问题也有密切的关系。西方语言文法的结构比较准确，这有很多好处。譬如你要写法律上的文件，你当然希望越准确越好，而中国的古哲学中，有许多话到现在人们还辩论不清，这有好也有坏。如果把它当作诗或宏观的哲理，有时不准确反而好。可是，在某些情况下，准确比不准确好。我们也可以这样讲，中文的表达方式不够准确这一点，假如在写法律是一个缺点的话，写诗却是一个优点。

　　当我们看一首中文诗与一首英文诗时，最大的感觉是西洋诗太明显，东西都给它讲尽了，讲尽了诗意也没有了。这我想是与西方的文化传统有密切的关系。西方的文化传统很早就特别注重准确，像希腊的几何学是非常准确的，例如希腊人发现正多面体只有五个，这是非常美妙的画像，如果没有准确的几何思想是不可能想到这个定理。后来，有人说欧几里得所以写了欧几里得几何，就是因为要证明这个定理。这是西方思想方向的结晶。相反的，中国的文化是比较向诗意及宏观的哲理方面去发展，如中国的古文，你可以辩论几千年还是没有完全弄懂。中国的医学也是从宏观的方向发展。西方的医学是脚痛医脚、头痛医头，而中国的医学则讲气，气存在于全身。总的来说，中国的文化是向模糊、朦胧及总体的方向走，而西方的文化则是向准确与具体的方向走。

　　中国的文化特点是否不科学？

　　问：中国这种文化的特点是不是比较不科学化？

　　杨：我觉得这并不完全对。因为科学虽然包括了具体准确的考虑，可是它也包括了宏观的现象，如西方到19世纪时突然发现了中国的画原来是印象派，他们觉得这是了不起的。其实，中国的画从来就是印象派，因为中国的画不是从具体写生着手的。中国的哲学认为写生写来写去跟照相没有两样，这没什么意思，必须把它的意境给画出来才有意思。而这在19世纪的西方却是一个大发现，他们把它发展成印象派。当然他们受到日本画的影响，可是日本画其实也是从中国画那儿学来的。所以，这就代表两种不同文化的传统，表现在绘画的方向上也不同。总体来说，西方的文化是具体的文化，比较倾向于准确、细致的研究；而中国的文化则倾向宏观、整体的研究。这是一个相当明显的分别。这个分别，与中国虽然具有5000年的高水准文化而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来是有密切的关系。

　　中国诗和西洋诗的不同

　　问：中国京剧的表现手法是不是另一个例子？

　　杨：是的。京剧的动作都是象征性的，象征性的动作在很高的艺术境界上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西方人看了中国的京剧觉得非常了不起。这是西方人从前没有了解到的，可以用象征性的动作，把许多实际的情形一笔给勾画出来，把它抽象化，这是中国整个文化所走的方向。我觉得应该两个合起来，这与前面谈起我对余光中的意见的看法一样。我觉得中国的诗是非常美妙的，它美妙的地方，我们应该赞扬及加以保持，因为太明显的诗是乏味的。不过，非常明显的东西也有它的好处，这好处也应该发展。西方的诗就比中国的诗具体，比中国的诗长。西方的诗多数讲理；中国的诗主要是讲情。有人认为宋朝的诗比唐朝的诗多讲理，这话是对的，可是拿来与西方的诗比较，西方的诗则更进一步。中国这类的文学形式基本上还是以抒情为主，中国诗以抒情为主确是好的。“情”这东西，我想不能太准确，太准确则讲不出来。中国字还有一个好处，这与中文文字的结构有关。

　　中文字是一个字一个音，节奏可以很清楚而准确，英文一个字有的有两个音节、三个音节，因此不够准确。中国字有平上去入，这是西方文字里所没有的。平上去入使诗对仗、音节铿锵，这是西方的诗里所没有的。近来，有些人发展新诗，中文新诗的发展也要比英文诗的发展容易收效，因为新诗虽然从旧诗的规律中解放出来，可是，它可以制造新的规律，而且比较容易制造新的规律，因为它是一个字一个音，而同时又有平上去入，如果配合得好，可以形成美妙的结构。

　　诺贝尔文学奖

　　问：为什么中国还没有一位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杨：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的评选标准也许是以西方文学之技巧作为标准；而且，由于翻译技巧的问题，而使中国文学的精髓无法准确生动地表达出来，这也许是两个重要的原因。我相信巴金曾经被提名，而且一定被提名不止一次，巴金的《家》、《春》、《秋》是一组伟大的著作，对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的影响很大。巴金的全集已被翻译成法文，我猜想评选会没颁给他的原因是觉得他的小说的结构、所用的技巧还不够现代化。

　　科学美与文学美

　　问：科学的美与文学的美，有什么差别与共同点？

　　杨：这问题问得很好。它是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为什么说它们有共同点呢？因为科学家用美来形容对于自然界之结构的感受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不是牵强的。科学家对于自然现象觉得美，大家都点头，这就代表美这个字是一个好的形容词，用来形容这个现象。这个美的意义包含了合适、妙、中看。科学当然着重于严谨与逻辑性。但是，科学不只是这些，因为科学最后需要一些规律，这些规律如果是非常合适、非常妙、使人看了非常舒服，这与文学的美或一般人所讲的美是一样的。一篇文章的美与科学上发现了一个新的规律的美，其中有共同点，当然也有不同点。

　　物理学者最近常常想一个问题，就是对称。这实在是一件非常不容易发生的事，因为自然界的现象，人类觉得它有对称，一方面是很自然的，一方面又要去追求它的准确性。希腊人对于对称很注意，所以，他们后来有一个学问，就是觉得世界一切的规律都是从对称来的，他们觉得最对称的东西是圆形。所以，他们把天文学的轨道画成圆的，后来圆上加圆，这一来就发展成为希腊后来的天文学，一直到中世纪的天文学。到了开普勒（Kepler），他也要用对称，可是他后来不画圆形，因为圆上加圆是不行的，变成椭圆形就行了。他是受了希腊人想要把东西变成极端对称的影响。

　　到了今天，我们发现原来对称重要极了，最近20世纪的物理学家发现，对称的重要性是与日俱增，这代表了希腊人的想法方向是对的，只是他们还不够准确，没有把定义弄清楚。中国这类思想中，几何的成分非常少，中国的几何的结构没有像希腊人所创造出来的许多优点，所以希腊人能够写出《几何原本》来，中国是到了1605年徐光启与利玛窦翻译出来，才有《几何原本》。后来，康熙皇帝也对这本书发生兴趣，可是，并没有广为流传。徐光启与利玛窦翻译了六卷，后几卷是200多年后，由李善兰翻译完的。所以，我想中国的文化传统与西方比较起来，对几何的不够重视是一个重要的分别。这个分别与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发展起来是有很大的关系。

　　东方传统文化的孝道

　　问：东方传统与西方传统对孝道的不同看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杨：我想，这是因为中国受儒家哲学的影响。儒家哲学最重要的一个基本观念是伦常，而这伦常的观念里头就是人与人的关系是绝对而永久的。这个观念如果你要骂它也可以，例如“五四运动”时有人骂它，共产党也有人要骂它，说这个是剥削者要利用它来维持他们的权益。这话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不过伦常的影响却远超过了剥削人这件事。例如孝道，即超过了君臣关系，可是孝道的关系还是存在的，所以，它的影响不止是剥削人。

　　为什么儒家把伦常看成是基本思想？我想这与社会的结构有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变成比较绝对化，这个社会就会比较稳定，不容易动乱，而儒家的基本思想是要一个稳定的社会。它的结果，其一就是你所说的孝道，它把人与人的关系，把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在定义上变成绝对化，这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传统是不一样的。美国的文化传统可以说是个人主义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是不重要，但是它最根本的原则是从个人出发的。这点与东方的文化传统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个不一样影响很大，一个在中国传统家庭长大的小孩，与一个在美国长大的小孩，其整个思维形式是很不一样的。最近五六年，有许多移民到美国去的中国人，他们的孩子，有的是在中国长大的，有的是到了美国才出生的，他们自己也说，这两个不同地方出生的孩子，他们的基本观念是不一样的。

　　母亲的影响

　　问：杨先生的母亲最近不幸在香港逝世，您觉得您母亲对您的为人有哪些方面的影响？

　　杨：我母亲与我的关系很深，因为我生下来不到九个月的时候，我父亲就到美国去留学。他在美国呆了五年，在我六岁的时候才回来。所以，我出生以后头六年基本上是与母亲单独在一起，因为我是老大。我母亲是一个旧式的妇女，她不但没有受过新式的教育，也没有受过很多旧式的教育，她念过很短时间的私塾，她的看与写中文的能力都是自学的。当我年纪渐渐长大了以后来观察与了解她，我觉得她与许许多多旧式的妇女一样，我从她们身上看到了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使我感受很深。

　　我想，她们的做人态度与美国人的做人态度是不一样的。她做任何事情都不是从个人出发，她的一生是从她的父母、丈夫、孩子来出发的，而这个观念是绝对的，她从来不怀疑应把丈夫与孩子的福利放在第一位。对她来说，这是绝对的一件事。我想，人的思想如果把一件事情变成绝对化以后，就变成一种力量，我从我母亲身上看出了一些礼教的优点。这个优点是一件复杂的事，用在一个家庭或一个人身上是好的；但是，用在整个社会就不一定是好的。不过，它是有优点的，它的优点就是因为它有力量，这个力量的来源是因为它有个信念，这个信念是绝对的，是不容置疑的。如果你说这是愚忠，我想也不是错误的。不过，愚忠是一种力量，这个力量用在合适的地方，就可以发生很大的效用。所以，你问我母亲对我最大的影响是什么？我想就是这个。我与母亲的关系是单纯的，没有复杂的成分，因为我知道她是怎么想的；她也知道我是怎么想的。我在美国住了40多年，比我在中国住得久些。美国长大的孩子，选择很多，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的。这有好处也有坏处，坏处便是不知道如何选择，反而使事情变得复杂化。复杂化后可以变成悲剧，这样的例子很多。

　　《红楼梦》是了不起的著作

　　在访谈的话题中，杨先生也谈起他对中国的经典著作《红楼梦》及鲁迅的文学作品的看法。他认为《红楼梦》是一部了不起的著作，它细致而巧妙地把那么多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与家庭纠纷安排得无懈可击，让人物的性格在字里行间及人与人互相交往中表露无遗、栩栩如生。西方一般的读者，因为对中国的文化传统、历史背景及封建式家庭的伦理关系不甚了解，所以没有办法从中体会小说中所要表达的意思。可是，有一位英国的红学专家对《红楼梦》中的人物名字的由来，考究得非常深入、细致。现在研究《红楼梦》已发展成为一科专门的学问。

　　鲁迅、余光中、中国画

　　杨先生也非常推崇鲁迅。他认为鲁迅的散文是尖锐的、一针见血的，鲁迅的小说也是一样，都是很短的，对旧社会的解剖很透彻。杨先生对中国画如何吸收西洋画之表现技巧也有他个人的看法。他觉得中国画长期以来比较局限于传统的绘画技巧与风格，如果要朝向世界画坛发展，也许要吸收西方的绘画技巧与风格，融会在中国画中，才能闯出一条新的路来。现在中国有许多画家，尤其是年轻的画家，正开始朝向这个方向发展，也许有一天会成功。对于现代的诗人，杨教授特别欣赏余光中，他觉得余光中的诗既简练又优美。对于中国的伤痕文学与台湾的乡土文学，他觉得都不错，因为他们热爱土地、说真话、反映现实。

　　杨振宁是性情中人

　　杨教授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他不但知识渊博、学贯中西，而且还是位性情中人，与杨教授谈话令人如沐春风、无拘无束、海阔天空。杨教授常常用“我想”、“我觉得”、“也许”、“我的看法不一定对”、“我对这个问题没有特别的研究”等等词语，其实这是他的谦逊之词，由此也可以看出杨教授的为人，从杨教授身上，我们很容易找到一个被人们尊敬的人所应具有的品格。杨教授是一位很好的榜样。

　　1983年发现的重光子证实了杨-米规范场不但是一个“漂亮”的理论，更重要的是，它符合了实验结果。它的重要性可以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相比。应该说杨先生是继爱因斯坦之后，最有贡献的物理学家。杨-米规范场的工作应该获得诺贝尔奖。■

　　一、重光子的发现

　　1984年的物理诺贝尔奖果然被意大利的鲁比亚（Rubbia）和荷兰的范德米（Van Der Meer）获得。他们是以在实验中找到W.Z0粒子，俗称“重光子”的工作而荣获此奖。他们的实验是在瑞士日内瓦的CERN（欧洲原子研究所）进行的。当他们在1983年初公开宣布找到重光子时，全世界的主要报章，如《纽约时报》、伦敦的《泰晤士报》、法国的《世界报》等都以头版新闻刊登此消息。对科学新闻来说，这是罕见的现象。这些报章一致认为这个发现为本世纪内最重大的科学发现之一。简单地说，重光子的发现，证明了自然界内，弱力与电磁力可以统一在共同的基础上。W.Z0粒子为传递这两种力的统一的粒子。

　　为什么弱力和电磁力的统一会如此重要？原因是这样的：人类一直在觅求能够将自然界四种力（即核力、弱力、电磁力和万有引力）统一在一个共同理论上。因为这种统一的理论，将使人类掌握宇宙一切运动的规律。爱因斯坦后期30年的研究工作，就是在这个方向上。长远来说，能够成功统一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力，对改变人类的生活面貌肯定会起极大的作用。我们可以从电力与磁力成功的统一后，人类的科技就得到一次很大的提高的例子，证实这一点。1983年在CERN发现的重光子是证实了由温伯格（Weinberg）、格拉肖（Glashow）和萨拉姆（Salam）（萨拉姆教授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现任物理学系校外考委）分别提出的有关弱力和电磁力的统一理论是正确的。他们的工作已在1979年荣获诺贝尔奖。更重要的是这个发现也证明了规范场为统一所有力的正确理论。这个规范场，因为是杨振宁先生与他的助手米尔斯在1954年提出，所以大家都称它为杨-米规范场。杨-米规范场可以说是20世纪内除了相对论以外最重要的物理理论。对规范场的研究工作还在连续不断的进行中。

　　宇称不守恒的工作在物理学上异常重要，然而目前大家都公认规范场在物理学的贡献比宇称不守恒更加基本、更加深远，是杨先生的最高成就。

　　二、规范场

　　杨振宁先生的诺贝尔奖是在1957年与李政道先生一起获得。他们因证明了宇称(parity)并不守恒的原理而获得此项荣誉。当然，宇称不守恒的工作在物理学上异常重要，然而目前大家都公认规范场在物理学的贡献比宇称不守恒更加基本、更加深远，是杨先生的最高成就。很自然的，不少人都觉得杨先生应该获得第二个诺贝尔奖！规范场是一个比较专门的物理理论，这里只作很简要的介绍。

　　电磁力有一种性质叫做规范不变性。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实验上发现了不少新的粒子，这些粒子有一种性质叫同位旋(isotopic spin)，杨先生的规范场就是结合电磁学中的规范场与粒子的同位旋，从而找到一个崭新的有关力的相互作用的基本定律。在当时的物理学界并不太重视这个工作，一般人觉得这是个很“漂亮”的定律，而且观念与众不同。到了60年代，经过了各方面的工作，人们才领悟到杨-米规范场的重要。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只有用这个理论才能合理地统一所有力的相互作用。其他的途径是行不通的。规范场可以说解决了爱因斯坦后期30年没有解决的难题，在人类的科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杨先生告诉我他在学生时期已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但当时一直没有办法解开其中的一些死结。经过多年的不断思考、不断地下苦功，最后才克服了困难，写下了完整的定律。对这个经验，他还告诉我，做学问不要轻易在困难面前妥协，应该具有克服困难的勇气，最后一定会有成果。

杨振宁该获第二次诺贝尔奖(2)


　　1983年发现的重光子证实了杨-米规范场不但是一个“漂亮”的理论，更重要的是，它符合了实验结果。它的重要性可以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相比。应该说杨先生是继爱因斯坦之后，最有贡献的物理学家。杨-米规范场的工作应该获得诺贝尔奖。

　　三、杨振宁的治学态度

　　我们从重光子的发现导致规范场被证实看到杨先生的卓越成就。下面我们谈谈他取得如此卓越成就的原因。与杨先生多次谈到这个问题，我得出这样的结论：除了天资以外，最重要的因素有两点：第一，可以说是客观环境的影响。客观环境包括了家庭背景、学校教育，以及中国和美国导师们的指导。换句话说，杨先生的成就是东方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融合的结晶。第二个因素是他的治学态度。杨先生成就如此巨大，和他的治学态度息息相关。最近，他在香港提到的所谓“灵感”，其实就是他治学态度与个性的融合，一点儿也不抽象。下面我们谈谈他的治学态度：

　　1．求实

　　杨先生做学问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扎扎实实，不做虚功。他对科学现象务求全面、深入的了解。所以，当他在分析某一问题时，即使是细小或基本的现象，他都务求全面的了解，从来不断章取义、投机取巧。因此，他的工作有内容。这些有内容的工作都是他反复慎重考虑后才做出的结论。由于科学发展千变万化，经常有新的实验、新的现象，往往成名的科学家大都不注意细小、繁杂的实验结果。杨先生的态度就截然不同，实验无论大小，只要他觉得有意思，他总是很细心去了解。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做学问的扎实、谦虚的态度。

　　2．美感

　　杨先生极为重视物理学的美感。所谓物理学的美，主要包括数学的严谨性、实验数据的准确性等。他对数学的掌握和欣赏能力超过了绝大多数的物理学家。他往往能透过数学的形式，了解到新的物理内容。他也时常告诉我们目前在某些新领域内，困难在于没有一套完整的数学方法。我们应该下苦功搞通新的数学方法。杨先生并不停留在美的形式，他的数学技巧与物理的内容配合得天衣无缝。物理的内容是指现有的以及一些未知的实验的结果。形式与内容的配合也就造成有独特见地的发现。

　　3．鉴赏力

　　我们提到科学现象异常复杂和多样化，更加困难的是所有一切科学理论、见解都必须与实验比较才能检验它的“美”或正确性。这一点和其他文化艺术领域有根本的区别。由于它的复杂性，要在科学方面做出正确的见解就显得艰巨。杨先生能做出惊人的贡献与他敏锐的鉴赏力分不开。杨先生往往能在错综复杂的现象中，适当地选出一些他认为重要的问题。他的选择往往是对的，更加难得的是他常常不受潮流影响而选择问题。当然，这不等于说他标新立异、与众不同，而是说他具有远见，不人云亦云。从这里表现出他有极高的鉴赏力。一旦他决定了研究方向后，他总是做全面、深入，甚至可以说是彻底的工作，所以他的很多研究都具有永恒的科学价值。

　　4．激情

　　在物理界有一些人觉得杨先生做学问趋向保守，因为他不跟随潮流，对新的、时髦的问题不立即接受。其实，杨先生的态度并不是保守，而是谨慎。在一些问题上，他的看法是具革命性的。明显的例子就是与李政道先生一起提出的宇称不守恒，和提出杨-米规范场等。他的思想在新的现象面前容易受到激发。一方面他很实在，另一方面又能对新的现象有激情、有灵感。这种配合也是杨先生最为难得的特点。

　　杨先生在治学的态度方面可以给我们借鉴的还很多，在这里就不多谈。下面讲讲他的为人及他兴趣爱好。

　　四、杨振宁的为人与兴趣

　　杨先生不只在治学态度上值得我们学习，他的为人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谈谈：

　　1．谦虚随和

　　杨先生为当今世界科学界（或文化界）取得最高成就的学者之一，然而他做人却一贯谦虚、随和。这个品质是杨先生高尚品质之一，也可说是东方传统文化的体现。他这种品质显著表现在待人方面。杨先生对任何人，无论是有地位的，还是年轻学者，或者普通工人，他都一视同仁，不摆架子，不以权威的态度与人相处。遇到有问题他不太懂的，他总是以诚恳的态度请教对方。杨先生这种谦虚态度一点也不造作，而是自然流露出来的作风。他这种作风是从小就养成的，和他的家庭教育息息相关。他这种作风值得年轻人学习。在我们周围，一些年轻人由于学业或事业有了成就，就目空一切，把自己划分在一个特殊阶层内，那是要不得的，他们应该向杨先生学习。

杨振宁该获第二次诺贝尔奖(3)


　　杨先生为人与做学问一样很诚实、不浮夸，不炫耀或突出自己的地位。他这种诚实有时也造成他的一些研究没有很快被接受，往往要待事实来验证。他很少为自己的工作打广告或推销。杨先生偶尔也做出一些与事实不符合的评语或论点，但当他知道自己的观点不对时，他总是很快就公开承认。他这种光明磊落、是非分明的态度是很难得的。

　　3．讲原则

　　杨先生做人的目标始终如一，对人对事都讲原则。如果他觉得应该做的、符合他的原则的，他不会在任何压力下改变他的主意或行动。杨先生也很讲信用。虽然他异常繁忙，但答应别人的事情，总是尽力去做，从来不开空头支票。杨先生这种坚持原则的作风，很多时候自己是吃亏的。在不少问题上因为他为了原则，不得不得罪人，甚至不迎合潮流，但是他还是不改变他的看法，坚持下去。他有倔强的个性，而且做事信心十足。但是，他并不固执或盛气凌人，而是最愿意听取别人的意见。他讲原则的作风与他谦虚的态度是互相配合，而不是相互矛盾的。杨先生这种讲原则、不逢迎以及追求真理的品德，可以说是继承了中国传统读书人的优良传统，使我们联想到古代诗人屈原和近代作家鲁迅的崇高形象。

　　4．广泛兴趣

　　杨先生的兴趣非常广泛。他对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历史、西洋绘画、音乐等很喜爱，而且有极深的领悟。对杨先生来说，做学问是一件乐趣，因为他有广泛的兴趣，他对什么事情都想了解，他随时随地都在思索答案。他时时都教导我们应该多看自己专业以外的书本。即使是一知半解，也比完全不懂来得有用。他也觉得一个人要用功读书是好的，可是除了用功之外，应该想办法发展个人的兴趣。他觉得东方教育太过注重灌输知识，而比较不重视发展学生的兴趣。下面我们举出一两个例子说明杨先生知识的广博。有一年我与杨先生一起在日本做研究，他游览了奈良，触景生情，立即能一字不漏地将李商隐的长诗写下来。另外一次与杨先生一同参观巴黎的庞比都博物馆内的现代画廊，在两个钟头内，他能很具体、很系统地介绍现代画的不同人物、不同派系以及他们的特点。像这些例子还有很多。

　　杨先生具有这种广泛的兴趣以及博览群书的习惯，可以说是受到西方教育的影响。杨先生在治学、为人方面，可以给我们做榜样的地方太多了，上面所谈的只是一部分，希望对年轻人有所启示。

　　五、结语

　　杨先生可以说是东方传统与西方文化融合的结晶。他集天才与勤奋、创新与求实、伟大与平凡于一体。他就是他：一个目标始终如一，有意志、有思想、有毅力、有耐心的人，他的成就令人赞叹，他的为人值得称道。

杨先生在治学、为人方面，可以给我们做榜样的地方太多了，他的成就令人赞叹，他的为人值得称道！

杨先生具有广泛的兴趣以及博览群书的习惯，可以说是受到西方教育的影响。

老先生还是值得人敬仰的

中华民族只有一个杨振宁，我们不能满足于从杨振宁身上仅仅获得自信的阳光，我们事实上更需要他的思想。